两弹老兵:隐匿50年的荣光 立功纪录曾被认为作假

看看新闻Knews记者 邓全伦

2018-10-01 10:30:07

“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;写信不能封口,要统一审查过才可以发出;单位的任务性质,所处地理位置、气候及自然条件等,一律不能说;通讯地址只能写‘兰州27支局某信箱’。”“不能说参军具体做什么,所以二等功记录卡被误认为作假,从档案里取出来丢掉。”致敬“两弹老兵”!他们见证新中国的高光时刻,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,铺就了中国核武器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;出于保密需要,即使退伍数十年依然缄默不语,无人知晓他们的荣光。

见到徐虹时,他和老伴刚从大连回来。这次大连行他是专门去看望四位已整整50年没谋面的老战友的——52年前,他们都参加了我国“两弹”——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试验。

1966年10月27日,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,标志着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,震惊了世界。参加这场试验的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。徐虹和他的战友,当年年轻的亲历者,如今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。

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老兵,他们隐姓埋名散落在全国各地。52年前的荣光,由于保密原因一度不能为外人所道。他们称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,“自己铭记就好,不用太多描摹”。然而,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,铺就了中国核武器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,他们的功勋值得我们铭记。

徐虹正在筹划今年10月的河南籍战友聚会。他坦言特别珍惜每一次和战友相聚的时光:“这几年是每年都会走几个。能见一次是一次吧。”



今年74岁的徐虹,大高个,头发花白,精神矍铄,家住河南省军区郑州第二干休所大院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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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虹的父亲徐光华,为开国少将,江西赣州人,十几岁就参加革命,历经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战功卓著。徐虹1944年出生于延安,从小跟着父母转战南北,直到1957年,徐光华调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,一家人才在郑州安了家。

1961年,还在郑州八中上高一的徐虹接受了征兵体检。虽然他学习很好,读完高中考大学没问题,但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父亲还是决定将其送去部队。

“那年8月的一天,我被母亲送到学校,衣服一换,背包一打,直接被车拉到火车站,上了接兵的火车。”徐虹说,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参军,“只是被告诉进的是一个空军技术部队,政治要求严格”。

这列闷罐车一直往西北方向开,经过7天的颠簸,终于在夜里抵达了目的地。天亮后,徐虹睁眼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。这里是巴丹吉林大漠腹地,一个在地图上甚至都无法找到的神秘地方——早在3年前的1958年10月,抗美援朝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从朝鲜回国,千军万马悄然开赴这里,组建这个对内称作“东风”的中国最早的导弹试验靶场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才被取名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”。

就在徐虹等1000多名河南兵到达这里的同时,来自广东、北京等地的新兵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。这里早已是集结了数万名士兵的军事重地。

保密教育是士兵们上的第一课。“我们被告诉,单位是导弹试验基地。不该听的不听,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问的不问。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;写信不能封口,要统一审查过才可以发出;单位的任务性质,所处地理位置、气候及自然条件等,一律不能说;通讯地址只能写‘兰州27支局某信箱’。”徐虹说。

徐虹更难忘的,是当年条件的艰苦——基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全靠从外边运进,而国家又刚刚度过了3年饥馑,所以,这些新兵进入基地只休息了三天,身上的劲儿刚缓过来,就投入到开荒生产自救中,向戈壁滩要粮要菜。从修水库开始,这是让戈壁变良田的第一步。当时没有营房,“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,只能侧身睡觉,起来尿尿,一回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地方了;零下二三十度,被窝暖和不了,彻夜难眠;戈壁滩上沙石漫天,吃饭咬一口窝窝头咸菜,满嘴都是沙子;每人每天只能用小半盆水,半年没洗过澡”。

到了1963年8月,整个基地通过生产自救,种粮种菜养猪,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
也在这一年,美、英、苏三国签署了《禁止在大气层、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》,意在扼制中国掌握核力量。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被成功引爆。但这对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来说仅仅是第一步。没有足够射程的携带核武器的导弹,原子弹的作用便无从发挥,西方国家嘲笑我们“有弹无枪”:以中国的工业能力,10年内尚无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,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。

早在1963年9月,聂荣臻元帅就对领导“两弹一星”研制的刘杰、刘西尧、钱学森、朱光亚等人说:“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。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,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,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。”这一年底,中央专委确定:我国核武器发展方向,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,空投核航弹为辅。而在1964年6月29日,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发中近程导弹——“东风2号”已经发射成功,为解决原子弹的运载工具问题奠定了基础。

首次核试验成功后,科学家们共同努力,仅用一年多时间,就解决了“两弹结合”、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问题。接下来,就是准备进行代号为“212”的“两弹结合”的实弹试验。

美苏两国进行此类试验,核导弹都是往境外发射。“东风”-2号弹道导弹的射程太短,中国海军当时也没有保障核试验在境外进行的能力,只能选择在大陆本土进行。这在国际上都是创举,风险极大,一旦发生事故,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,最初中央专委决定,只进行“冷”试验——只使用模拟弹头,或使用核弹头,但发射后不发生核爆炸。

两难的是,研制导弹核武器,如果不开展真刀真枪的“热”试验,又无法真正摸清其规律。1966年2月最后确定,检验“两弹结合”技术最好的方法还是进行“热”试验,采用全射程、全威力、正常弹道、低空爆炸的方式进行;3月11日,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,自9月中下旬至10月底,择机在“东风”发射场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。



根据中央专委部署,东风基地被确定为“两弹结合”试验的首区(发射区),新疆核试验基地为落区(弹着区)。

发射任务很快就秘密下达到了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大队。该大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地地导弹发射队伍,其所属的二中队具体担负这项重任。徐虹就在二中队,由于他政治背影硬,胆大心细,大事不糊涂,小事不计较,1965年起开始担任这个中队六班(箭上班)的班长、操作手。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每次到这个班视察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发射中队是尖刀,你们六班就是刀尖。”

从接受任务开始,徐虹和战友们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件事:“一定要把试验搞成功。”郝解放是徐虹所带班的战士,被分配担任导弹3号舵机操作手。这位今年70岁的老兵回忆说,“导弹分设4个舵机,负责控制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。我的工作是根据数据和口令进行反复测试、调整,确保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没有误差。经过反复训练,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100多套处理动作。”

徐虹记得,“热”试验前基地还发射了三枚导弹:1966年10月7日,检验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可靠性的空爆试验,导弹飞行50秒时,由地面发出安全自毁指令,先炸弹头,后炸弹体,证实了地面安全自毁系统安全可靠;13日和16日,先后进行了两次“冷”试验(未装核材料),检测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在预定高度能否完成化学爆炸,结果都能在预定高度准确引爆。

1966年10月20日,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听取了“冷”试结果和“热”试准备情况汇报后,下达了“两弹结合”试验“只许成功、不许失败”的命令。10月24日晚,毛泽东批准了“两弹结合”试验,并同意聂荣臻去现场主持。10月25日上午9时,聂荣臻一行8人从北京南苑机场登机,经3小时的飞行,降落在东风基地刚刚竣工的机场上。

10月25日晚上,导弹、原子弹开始转运至发射阵地。时任发射二中队副中队长李西川至今记得,当时戈壁滩天气陡变,狂风大作,飞沙走石,“天昏地暗,几米开外什么也看不着”。

在呼啸的大风里,导弹、原子弹转运分队分别在基地代司令李福泽、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的带领下,小心翼翼地向发射阵地挪动。“后边车看不到前边车,前边车看不到路。实在无法辨清方向,只有派人下车引路。”在李西川的记忆里,当时风大,人站不稳,就坐在装备车前的保险杠上,手挥着手电筒,用光指挥车向左向右挪动。

从基地到发射场50多公里的路程,转运车队竟然用了3个多小时,而且还发现一台车跟丢了!大家一下慌了,马上在发射场播放高音喇叭,同时派人四处寻找。近两个小时候后,迷路车辆循着喇叭声沿电线杆才摸到目的地。

到了26日白天,恶劣的天气并不见好转,这让每个人惴惴不安。这样恶劣的天气,试验还能否如期进行吗?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,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。下午两点,参试人员全部进场,启动发射前的最后准备。

当时,现场风速约为20米/秒,气温零下11℃,还在继续下降。在如此天气状态下,进行导弹吊装对基地来说还是第一次。徐虹回忆说,开始时16个人拉不行,风吹得导弹不停地摆动,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。28个人硬是用最低最慢的速度,一毫米一毫米地将导弹安全转吊到起竖托架并固定在发射台上。

导弹核武器组装完毕,准备起竖发射


接下来是发射前最危险也最关键的原子弹头与导弹的对接工作。承担这项任务的操作手田现坤,是一个入伍只有3年的四川籍战士。为了精准操作,他脱掉皮工作服,只穿衬衣、绒衣,钻进导弹与原子弹头之间仅有的50公分缝隙,顶着严寒用了80分钟,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的操作,以及固定调温软管和信号电缆等上百个动作。两弹成功对接,各项参数检测一次通过。

田现坤操作导弹与原子弹结合


田现坤


其实,田现坤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,尤其是接触引信,即使一点静电都能引爆核弹头。因此,无关人员一律要求撤离。聂荣臻元帅却坚决留下,直接坐在塔架下,看着田现坤操作。当田现坤走下架梯那一刻,聂帅马上迎上去给他披上衣服,并紧紧握住他的手。



1966年10月27日,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终于到来。上午8时,距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。此时,兰新铁路停运,西北航线关闭,新疆、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高度戒备;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在接到战备演习的通知后疏散隐蔽。

发射阵地的气氛紧张得似乎凝固起来。随着核导弹的加注工作结束,现场参试人员开始陆续离开,撤到10多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。这时却有七名人员留了下来,留在了距离这个即将发射的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仅仅只有160米的地方。

这是一口深5米、面积约9平方米的深井。顺着嵌在井壁上的钢筋扶手下到井中,穿过两道铁门,便进入了一个穹顶形的空间,这里被称作地下控制室。留下的七名人员就定位在这里,执行点火发射任务。

这七名人员是: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、参谋长王世成,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、技术助理员张其彬、加注技师刘启泉,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、徐虹。他们后来被誉为“两弹结合”试验“七勇士”。

地下控制室里配备了氧气再生设备,以及一个星期的饮水和食品,以防核弹发射失败后等待救援。“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。”徐虹说,当时大家心里都很清楚,发射失败意味着什么,“那天上午我们一经批准进入地下控制室,我们每个人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因为,控制室距发射场坪只有160米,一旦发生意外,核武器爆炸的威力,将使这里所有的东西化为灰烬”。

早有先例。1960年10月24日,前苏联进行P-16洲际导弹试验,由于违章操作导致注满推进剂的火箭在发射台爆炸,位于100余米距离远的160人全部遇难。这是世界航天史上迄今最惨痛的地面灾难。

但是,“七勇士”的决心坚若磐石。此前,他们向党组织递交了决心书,立下誓言:“死就死在阵地上,埋就埋在导弹旁!”徐虹记得一个细节:时任基地代司令员的李福泽,陪同聂帅到地下控制室看望了七人后,执意要留下来坚守在发射阵地上,最后是聂帅下达命令,他才被保卫人员拽离。

地下控制室各种设备通电后,散发出很大热量,室内气温高达40℃,又闷又热,连呼吸都感到困难,让人直喘粗气。徐虹看着旁边坐着的佟连捷有些担心——这位战友已连续几天拉肚子,面色蜡黄。“佟连捷是负责按按钮的,和我配合。为应对他执行任务时拉肚子,基地首长向队医下达死命令,不管用什么办法,一定要确保佟连捷在发射操作时不拉。而且指挥部还预设了七种方案。好在一紧张,全神贯注在每一个操作动作上,他结果没拉。”徐虹52年后说起此事哈哈大笑。

上午9时10秒,随着王世成“点火”口令的下达,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。霎时,一声轰鸣,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,腾空而起。9分钟后,从弹着区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:“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,试验成功!”

鸦雀无声的控制室里一下子沸腾了,大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,纵情高呼。颜振清迅速拆下点火接线板,用钢针在上面刻下了一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文字:“核导弹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九时在五十号场地发射成功!”

1966年10月27日,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罗布泊弹着区成功爆炸。


这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短短两年零11天后成功取得的“两弹结合”试验,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。而这一过程美国用了13年,苏联用了6年。外电评论说,“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,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,震惊了全世界”。

当晚,基地举行庆功宴,“七勇士”被安排在主桌,聂荣臻带着大家轮流给他们敬酒。徐虹和他的同班战友赵符修,因这次试验中的出色表现荣立了二等功。舵机操作手赵符修,为消除导弹起飞的零位误差干扰,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,坚持不戴手套,用几乎冻僵的双手调整舵机,按技术要求,调到±0.3伏即为合格,但他调到0.05伏时仍精益求精,最后硬是把 4 个舵机的误差都调整到零,创造了奇迹。班里其他9名战友都荣立三等功。

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后,聂荣臻元帅(中戴墨镜者)、钱学森(前排左三)等人在试验场合影。




1968年,徐虹转业回到河南,选择在郑州灯泡厂当一名工人。此后他一直在这个老国有企业工作,从技工,到生产班长、技术员、检验科长、技术科长,干到副总工程师、总工程师,然后在企业破产改制时下岗。他几十年来始终选择了默默无闻的生活,从没向人提起过自己在部队的经历,甚至连他的老婆、孩子都不知道他的事迹。

2006年8月25日,河南《大河报》刊出一则寻人启事——“寻找河南勇士徐虹”。文章称,为纪念导弹、原子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,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委托《大河报》寻找“两弹结合”试验七勇士之一的徐虹和他的几名河南籍战友。这些人退伍后没人说得清他们的下落,部队只能通过登报找人这种特殊方式。

徐虹当天就被找到。《大河报》的记者赶到他家时,他一脸平静。他在“两弹”试验中的经历,随后被《大河报》连续披露,在当地引起轰动。

“搞导弹、卫星,属于国家机密,上不能告诉父母,下不能告诉妻儿,不仅在岗时不说,离开后也不能说。每年转业、复员的干部战士,档案里只笼统记上电工、机械甚至工兵这样的专业。”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他转业到地方时,档案里有一张奖励卡片,由于不能填写具体事迹,只写了“二等功”三个字,“民政部门多次催问我,到底为什么立的功,我始终都没说。周恩来总理当初提出要求,让我们当无名英雄。考虑到‘两弹结合’试验政治影响大,说得不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,我只能选择沉默。那张卡片被误认为是做假,最后取出来扔掉了”。

2006年秋天,作为“两弹结合”试验成功40周年被邀请的尊贵客人,徐虹回到阔别38年的发射基地。在这里他久别重逢了同为“七勇士”的佟连捷、刘启泉。当年的一头青丝,都已是满头霜雪。

徐虹和佟连捷50年后重回地下控制室


佟连捷也一直恪守着当年的保密规定,直到当天他被媒体追逐采访,陪同的老伴才知道丈夫是当年的“七勇士”之一。看了地下控制室后,老伴吃力地爬上地面,一句话没说,扑到佟连捷身上又捶又打,放声大哭。

在基地接待宴会上,戒酒多年的刘启泉破例与老伴喝了交杯酒,说:“老伴啊,这个秘密我保守了这么多年,今天你第一次来到了我曾经工作战斗的地方,我老刘对不住你啊,委屈你了!”

而直到2016年4月24日,首个“中国航天日”,徐虹、佟连捷、刘启泉三人专程赶往东风革命烈士陵园,参加王世成、颜振清的骨灰安放仪式,以这种特殊的方式,与此前安葬于此的高震亚、张其彬,才完成“七勇士”50年后的“聚首”。

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电视台从2015年12月开始拍摄6集纪录片《两弹结合风云录》。摄制组历时一年零七个月,走遍19个省2个直辖市,通过媒体登文找人、战友间口口相传发布消息、网上查找有关两弹结合的署名文章,最终寻访到109位“两弹”试验的亲历者。

“一路的拍摄伴随泪水和感动,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心的洗礼。”编导鲁燕说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当年20来岁的亲历者,如今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了,“很多老人转业回到地方后,便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,他们隐姓埋名,有的现在生活得很清苦。但是面对镜头回忆起当年的种种,依然难掩激情,他们觉得,为两弹事业奋斗的那些年,是他们人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光”。

赵符修和田现坤,就是摄制组找到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,两人先后退役,转业到四川九洲电器集团。田现坤一直在该集团基建处工作,身体本来很壮,却在1992年罹患癌症去世,年仅49岁;赵符修则在该集团线缆公司上班,今年72岁的他早已退休。对于参加“两弹结合”试验的任务,田现坤至死对家人都一字未提,赵符修同样一直未对任何人提及。

直到《两弹结合风云录》2017年在央视播出,两人的故事才在他们工作生活所在的绵阳引起巨大震动。今年2月他们获选2017年度“感动绵阳”十大人物。

更多的生性醇厚的老兵,复员后则回归农村继续原来的生活轨迹,坚守着保密协定,甚至一些复员后的老兵出现相关健康问题时,他们仍不敢向医生言明自己过去的工作。“战友魏天修,退伍回到河南襄县农村,后来得了重病去就医,医生诊断后问他是否接触过核辐射,他回避说没有。”徐虹痛心地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魏天修病逝于39岁。



在徐虹眼里,还有一位更冤屈的战友。他是来自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张中华,“两弹结合”试验的6号舵机操作手,与赵符修一组,荣立了三等功。“他是文艺骨干,吹拉弹唱,能写会说,是中队宣传队队员。”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张中华却在1969年被开除军籍,押回原籍“劳动改造”,原因是他在报纸上练习书法,墨汁污秽了领袖形象,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张中华回到村里,生活困窘,后来到平顶山某煤矿干临时矿工,他叔叔在那里当副矿长。“1990年代他来找过我,说了文革中的这桩冤屈事,想‘平反’。但当时基地处于军事保密状况,部队变化又很大,人员分流组建了太原、东北和西昌等卫星发射基地,档案都没法找到。”徐虹说,张中华身体一直不好,婚也离了,一直背负罪名,2016年死于心梗。

“两弹结合”试验,一直是秘密任务,直到2006年才解密。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”也是郝解放一直恪守的原则。几十年来,家里人只知道他当过兵,只知道每逢电视中转播导弹、卫星发射,他都会打电话通知亲朋好友收看。

2010年社区门口张贴告示,通知参加核试验军队的退役人员填写登记资料。郝解放从箱子里翻出发射二中队集体一等功材料和3次个人三等功证书。由于部队长期属于秘密单位,他所在的六班又是机密中的机密,他先后申报了4次,社区回复他:“报到民政局了,但是无法核实。”

“两弹”发射任务完成后,郝解放被调往国防科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学习,之后转业回到太原,在山西省劳改局担任管教干部直至退休。2016年8月18日晚,借助中央电视台《等着我》栏目,郝解放与另一位天津老兵曹以祥,才和全班其他战友重新建立联系。团聚时刻,郝解放和班长徐虹紧紧拥抱,满眼泪水。

纪念章


“岁数越大,越怀念当兵的日子。”今年72岁的郝解放说,他特别想和战友重回魂牵梦萦的发射基地,看一看基地这些年的变化,回味那一段满嘴沙子味儿的日子,“50年,并不远”。

其实,不仅仅是郝解放和他的战友,许多发射官兵也有同样的经历。《解放军报》的报道称,特别是从事重点科研试验任务的技术人员,没有一个人上过报纸、电视。许多原本可以著书立说的科技专家,只能把成果锁入保险柜,提起他们从事的工作,总是讳莫如深、守口如瓶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科研成果奖励制,将成果与职称、职务挂钩,官兵们累积下来的成果有上百项,但不少成果弄不清是谁的,直到今天也没人去认领。“那一代人就是这样,把自己的成果和姓名一起装在了国家的保密柜里,把自己干过的事情永远埋在了心底,烂在了肚子里。他们没有通常,只有非常;他们没有声音,只有行动;他们没有传记,只有传说。”

2016年10月27日,“两弹结合”试验50周年,徐虹和战友们在郑州组织了一次聚会。这些年逾古稀的航天老兵纷纷从河南、天津、广东、陕西等地赶来,人数上百人。重逢,是再会的喜悦,是握紧的双手,是温暖的拥抱,还有拍不完的照片。

此后的每年10月,这些“两弹”老兵都要搞庆祝活动,战友们凑在一起回忆曾经在戈壁深处的时光。那是每一个曾在那里服役的人最宝贵的经历,虽然他们作为核导弹试验庞大“机器”上的小小螺丝钉,并不懂得什么是核聚变,常常只听命令不问原由,在场区身临险境回收着自己或许看不懂的仪器和设备,但作为核导弹试验不可或缺的执行者,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,铺就了中国核武器梦想到现实之路。

其实每一次聚会都有遗憾,总有战友缺席。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:“总有人身体不好,病得厉害,甚至瘫痪,说不了话,行动不便,来不了。每年都会走几个。能见一次是一次吧。”

李西川1979年转业到了三门峡人防部门,83岁的他锻炼身体、接送孙子,现在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。对于曾经的荣光,他称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,“自己铭记就好,不用太多描摹”。

今年75岁的史良也是一名“两弹”老兵,近年来他一直用笔记录自己在东风基地的燃情岁月,创作并出版了《大漠军魂》一书。“我怀念那时的‘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’,将个人的牺牲置之度外的精神。”他说,如果人生还有一次再出发的机会,仍然选择回基地当一名老兵。

(看看新闻Knews记者:邓全伦 实习编辑:朱佳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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